仅7省份明确调整公务员工资 有地区不升反降

上述《刑事司法体系中公诉之原则》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处理检察官与法官、警察之间关系的职业伦理规范，其他相关国际文件也都主张检察官与法院、警察、法律界人士和政府机关的合作。

即使不考虑案件类别、纠纷解决观念等复杂因素对司法资源耗能的影响，在东部和一些中心城市面临诉讼爆炸的局面下（想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年审理5万多案件的情况），这些地区司法机关的人均办案数量肯定普遍会高于西部或其他地区。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比较分析一下中国的情况了。

职业声望是指法律职业者须为社会所尊重，享有良好的社会地位。法官职业化还是一个在我国司法改革的整体格局中不可缺少的命题。从长远看，对于不同层级法院的法官，在制度上不仅要设立作为权利的可以退休年龄，而且要设定作为义务的强制退休年龄，同时还要有针对特定情况的甄别变通程序，以折冲强制退休规定的刚性。众所周知，道德是一种关于是非、善恶的判断，是一种诉诸于人的良知和内心确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者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

对道德冲突和道德理论的认知：善的实现。法律职业自治，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自治。所以说，规则和人之间这种相关性的最后的解决，肯定不是说全是规则不注重人的因素，也不可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这，它必然实现规则和人的一种互动，而人为理性这样一个概念就提供了一种途径。

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研究法律文本的特性。但是对后者的不同认识往往会影响对前者的认识。法律解释的基本内容包括法律解释原理、法律解释技术和法律解释体制三方面：到现在为止，法律解释的原理是国内探讨的很少的一个领域。第八，文本不受直接指称的限制。

在言谈中，说话者说的行为与想的过程同步，他可以通过手势、表情、指示词等方式进行直接、实在的指称，而在文本中，由于没有了言谈的当下性，直接指称被悬置了起来。引入法律解释的概念就是提出我们在面对什么是法律的时候,把它和具体的语境结合起来，甚至可以说限制在一个具体的个案当中，来定义什么是法律。

因为你可以肯定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里面的很多东西，但是你要在这一点上去肯定它，必须要有一种学理分析在里面，不能简单说大过实践，不能说以前法律不完备，这个曾经起过历史性的作用，如果没有正当性它还能存在吗？就像黑格尔讲的，只要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但只有是合理的才会成为现实的，所以现实终归是肯定的。搞法学研究，造诣的深浅实际上就在于面对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的一种认识。大家阅读会发现，有许多主张说法律解释只有司法解释，其它解释都不存在法律解释的问题，为什么会这么认为，为什么会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去写一本书？而我们看国外的理论就会发现 ，他讲的这个法律解释 经常放在具体的司法个案裁判中来研究，很少在一般意义上泛泛的谈这个法律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它在法律实施的什么情况下发生，这个是必须要回答的？前一个问题涉及到经常所讲的事先解释和事后解释，立法机关对法律的解释即立法解释须分为事前解释和事后解释，前者是指预防在法律适用时发生疑问而预先在法律中所做的解释，比如诉讼法中什么是当事人、什么是证据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二、法律解释研究的基本内容 法律解释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实在的法律活动。

法治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广义）治理的事业。大家可以回顾小平同志关于法治重要性的论证，就是讲制度和人的关系。还有的强调怎么样坚守法律的条文，强调法律自身的这种确定性。以上三个基本特点显然为包括法律文本在内的任何文本所共有，它们从一个侧面、从一般意义上向我们展示了文本解释的特性。

有也好、没有也好要敢于有一个说法。这是分歧点，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分歧了，甚至是对抗。

这在中国的理论上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在这方面没有一种好的认识，近现代法治是很难成立的。

尽管在认识上人们普遍把法律解释与法律实施相联系，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就具体的联系方式而言存在矛盾的现象。公元6世纪，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依靠法学家的帮助成功地完成了《国法大全》的编纂，在《国法大全》颁布的同时，他立即禁止在裁判中参考任何法学家的著作，并禁止对《国法大全》作任何评注，意图借此维护自己和法典的绝对权威。因为做研究一开始经常是从概念切入的，而我们对概念有一种不当的期待，说出这个概念的定义之后要么就拿着这个定义，要么就不再定义。台湾学者黄茂荣写的一本书《法律方法与民法》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或标的和法律解释的目标是两个不同概念。从通常意义上说，目标和目的是同一个意思，皆相对于方法、手段或路径而言。这种对法律解释的对象和目标的区分，对象是文本，目标是文本或法律条文的意义，与刚才所讲哲学家在一般意义上对有意义的形式和意义的区分思路相像，而且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形式和内容的区分也大致相当。

按照法律实用主义者的观点，如果法官早上一杯咖啡没有喝好就到法庭上，对刑事被告可能会更有偏见。强调规则的结果就必然意味着人的这种自由空间要受限制的。

法律的解释问题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概念法学的衰微和近现代法治观念的转型和发展。法律条文是法律解释的直接对象，法律规范属于法律解释的目标。

理论方面的探讨是以厘定概念为依归，它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法律解释。而我们的理解是更加关起门来的自我欣赏的理解。

大家要注意，他讲的是解释适用，不是创制规则。所以从九十年代中期，法律解释问题在中国的法律理论和实务界受到空前的重视。有的是把事实剪裁的符合法律的规则的范围。他们认为法律解释就是法官对适用法律的解释。

小平的理解是很质朴的。围绕这样一种区分，它的分切点在什么地方？有种观点认为事前解释属于法律解释，因为法律解释存在于法律活动的所有领域而不仅存在于法律实施领域，而且也存在于立法领域，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解释与法律实施密不可分，它只是存在于法律实施的领域，法律解释可以包括立法机关的社会解释，但是决定不能包括事前解释，因为事后解释属于法律实施的范畴，事前解释属于立法的范畴。

关于法律创制与法律实施，关于立法与司法这样一种划分，如果现在要放弃这样一种传统的划分，要创立一种新的表达，处处都会遇到一种交流上、表达上的障碍，是不经济的。中国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近代法治的这种最初预测就建立在这样一整套的观点之上。研究表明偏见恰恰是认知成为研究可能的前提。

第二，它最初是设立附属于立法机关的专门机构，如法国的上诉法庭，普鲁士的立法委员会等，并要求法院把法律解释的疑难问题提交这种机构解答，但是，随着最初对司法机构通过法律解释发展法律的不信任的消失，这种立法性法院逐渐演变成为法院的一部分，如法国的上诉法庭演变为刑民事方面的最高法院，其任务是撤销下级法院错误适用法律的判决，并有权作出正确的解释。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是不是还带有很强的这种近现代法治的对比功能认识的状况？这是对法治的一种原初的理解。人性是扩张的，对懦弱的人来说如果不遇到障碍他也会扩张。很多情况下和国外的学者交流，人家会觉得不是司法解释，这可能就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控制的思路和做法主要是推行宏大的法典编纂计划，并建立官方的法律解释权制度，在这同时，或者对民间尤其是法学家的法律解释活动采取否定态度（往往不能成功），或者采取积极利用的态度。我们很多定义的定位都是对法律文本的，而不是对法律规范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理由，如果我们不是固守于某种成见我们就会发现解释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按照哲学解释学的观点，解释具有文体论这样的意义，文体也就是最根本意义上的这种定义，他至少不是单纯从某个层面上来认识对象，解释植根于人类的理解，是理解范畴的实现，而理解又是人的基本能力，是人的存在方式，有人的存在就有人的理解和解释，有人的活动就有人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立法机关需不需要解释法律，如果解释是在什么意义上解释法律才能称之为解释法律，这是它们最主要的一个分切点。

如果是这样，肯定也是辩证地说，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的法律解释概念是个抽象的概念，而他们的解释是在个案中法官的解释，这种分歧是非常非常大的。